选择单身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是单身潮流改变了商业，还是商业的丰富便利促成了单身的流行？我们记录了这个寻找答案的过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20岁，晚于法定婚龄3年或以上结婚即为晚婚。但陈丽琳认为自己离“大龄未婚女青年”的标准还远得很，在她的生活圈里，超过30岁还未婚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在她生活的上海，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30岁。2011年时，这个数字还是27。
2013年，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写了一本名为《单身社会》的书，他把这种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逐渐赶超核心家庭（家庭结构类型的一种，指由一对夫妻及其未成年或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数量的社会称为“单身社会”。根据他调查的数据，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的台湾等发达经济体都先后进入了这一社会形态。
日本消费社会学家三浦展更是断定：“一个人住的独居者，正成为商业社会主流消费者。”——当然，他说的是日本。
不过，有数据证明，中国的单身经济也已经起步。今年5月，天猫发布了一份基于其平台的《2016年消费报告》，其中几个数据涉及单身消费：2016年，天猫平台上的单人份商品市场供应同比增加5.6倍、消费增加2.2倍。其中，迷你榨汁机的成交总额约1.9亿元，迷你洗衣机的成交总额约10亿元。而30到40岁人群中，近40%的人会选择独自享受电影。如果你还记得8年前的11月11日，淘宝商城（现已更名为：天猫）正是用“光棍节”的营销噱头开启了双11这个如今令全球零售业都侧目的网络购物大狂欢。
同时，来自美团外卖的数据也显示，2017年上半年，北京、杭州、南京、上海和深圳的外卖单身用户数占比超过了60%，其中北京的单身用户数量占比高达73%。
看起来，中国正迎来单身经济的商机。但是，当《第一财经周刊》带着这个话题拜访消费领域的各大公司时，并没有得到我们预想的积极反馈。
典型的回应有三种，一种是说“我们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哪怕是开发了更适合一个人食用的“小饼干”的乐事；另一种是判定“这个细分市场目前规模太小”，因此尚未开发对应的产品线，比如美的；更多的公司则抗拒被贴上“单身”这个标签。此前勇敢尝试过“相亲角广告”的女性护肤品牌SK-II，十分保守地以邮件的形式接受了采访，在回应中声称“这条视频并非针对单身人群”。连最适合一人进餐的火锅品牌呷哺呷哺也对《第一财经周刊》称：“我们是个倡导聚会的品牌。”而从日本单身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无印良品和松下以类似原因直接拒绝了采访。
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沈奕斐同样否认中国已进入单身社会，“一线城市也没有。”她说。她的依据是单身人口占总体人口的比例并没有上升。事实上，因为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甚至更少了，而如果谈晚婚，这部分人应该是主力。
现实感知与实际反馈之间的差距，让我们决定回到“单身与商业”故事的最开头，去看看一个单身社会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克里南伯格在《单身社会》中着重提供的一个思路是：在人类社会中，家庭最原始和最重要的是经济功能。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工作收入使她们更有能力负担自己的生活，而不必像过去那样必须附身于一个家庭才能生存。如此一来，当家庭产生的最大意义消失后，这一社会单元本身的存在就岌岌可危了。
其次，克里南伯格认为，商业分工带来的城市生活便利性的增加，使得传统家庭的其他功能进一步被替代了——吃饭不一定依靠家庭厨房，出门去街上的任何餐厅，随时都有现成的，如果连门也不想出，还可以选择外卖；购买大件商品也不再必须依靠家庭中的成年男性，可以付钱请快递公司的工人送货上门；以及洗衣、清洁等各种家务劳动都可以转为付费服务······总之，因为商业，每个人都更有能力独自生活了。
我们把这个逻辑套用在中国的“单身社会”上似乎一点都不违和。“没有什么是App不能解决的。”陈丽琳说。除非政府规定一定要结婚才能买房，或者一定要结婚才能给小孩上户口，不然，她不认为结婚有什么必要性。
但是，采访了更多单身人士单身的原因后，我们发现，这个逻辑不能覆盖所有人。毕竟。一个人可以“负担得起独自生活”，不等于他愿意选择独自生活。
二十年前，中国所有人都在户籍地生活，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规模的移民潮，农民进城工作、年轻人读书进入城市、毕业后进入更大的城市，大家都离父母越来越远，家庭聚会变少，家庭观念传输变少，这些都会促成单身社会的出现。
商业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变迁。某种意义上，相较于此前的任何社会形态，商业社会供人发挥潜能的场域是空前广阔的。对很多个体而言，自我实现的重要性都超过感情需求，排在了更靠前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不断吸纳单身，且因其商业便利性和在帮助个人自我实现方面的功能，延迟了这些单身人士进入婚姻的时间。
有关单身经济的生意虽然还未大面积兴起，但有个领域的创业热潮很高——单身公寓。来自中国饭店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已有20多家长租公寓相关公司获得了近35亿元的融资。
本地居民在市中心居住了几十年后，基本都会离开市中心去郊区更大的新房子居住，把市中心的旧房子租给新来的年轻人—他们多数单身，市中心的房子已经贵到他们买不起，一旦结婚，他们多数也会买相对郊区的房子搬过去。
从这个角度说，即便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人口学意义上不算进入单身社会，这些单身人士聚集的地方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单身社区。而它们对周边商业的影响可以用“重塑”来形容。
首先，客厅消失了。优客逸家的第一个房子原本专门设计了“客厅”，它设想租户会像《老友记》里的那群人一样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电视剧里，客厅是催生人情味的关键场所。但当他们把带有电视、沙发、可以用来一起吃饭的大桌子以及游戏机的公共空间开放出来后，结果是，几乎没有人使用这种“公共区域”。最后，优客逸家发现，就算他们把两居室或三居室里的客厅隔出来作为房间出租，只留出从门口到各个房间的通道，也没有人介意。
优客逸家于是在2.0产品上取消了客厅设置，其他同业公司即使保留了“为聚会而设”的公共空间，也会开始反思：既然是单身群体，为什么还要期待他们像传统家庭那样生活？
在市中心年轻人的生活里，功能意义上的客厅就这样消失了。罗森中国CEO张晟知道，这是第三空间的机会，既包括咖啡馆、购物中心，也包括便利店。对单身人口的研究还令罗森调整了商品结构：增加了一人份的“口袋零食”，说服华味亨、天喔等供应商把产品从大袋改为小包装。即使是分量小到只够一个人食用的“QQ麻薯”，它也会在同一袋里放三种口味而不是原来的一种。另外，罗森还增加了盒饭和切片水果的供应量——某种意义上，厨房在单身社会中也消失了。
陈丽琳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外面解决的。如果连门都懒得出或没时间出，她就会点外卖。在美团的外卖生意里，近7成的生意来自她这样单身人士的贡献。
从事餐饮咨询的“掌柜攻略&勺子课堂”创始人宋宣发现，这种现象在餐饮界越来越多。食物份量变小而种类增加、很多餐厅都开始有吧台出现，以及快餐的繁荣，都与一人食的兴盛有关。在他看来，快餐是天然的一人食菜单，中餐界出现的快餐化现象即是在追赶这一潮流，而大份量、需要多人共同分享用餐才能得到均衡营养的传统中餐的消费场景反而在减少。
单身人士们活跃于市中心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便利店和网购的依赖，使得原本适合家庭消费的大超市，尤其大众型超市进一步没落。
大城市的市中心正在单身化，这就是单身经济的全部了吗？我们一度以为是，直到波士顿咨询董事总经理丁佳川给了我们关于“单身社会形成原因”的另一种解释：“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里，消费变多样化之后，个人生活状态就会分散化，单身就会出现。因为生活需求的多元化比较难让人走到一起。”
在丁佳川看来，个体消费与家庭消费决策逻辑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商业结果。在家庭中，消费决策基本都是在多方妥协之后做作出的，这意味着它一定不是某方面优点特别突出的商品，而是一个综合考虑、折中了多方需求的中庸结果。“你会发现，家庭购买的都差不多，单身的消费却很分散。”丁佳川说，海飞丝、力士和高露洁等宝洁系产品之所以被所谓“消费升级”抛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它们一开始就对准了家庭消费者的结果。
据波士顿咨询统计，领跑电子产品和化妆品这两个品类消费的，分别是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也就是说，假如画一条产品的生命曲线，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分别是电子产品和化妆品的早期消费者，然后，其他人加入进来，成为该产品的大众消费者。
不论主动还是被动，在商业繁荣和便利的城市里生活的年轻人，结婚年龄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迟。而很多结了婚的人也可能因为工作流动分居两地，或者同处一室却沉浸在各自的网络世界里······很多人一生中的单身时刻要远远多于上代人。
正如克里南伯格在那本书里指出的，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一个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社会，转变成了允许人们将自我表达最大化的社会——它既是商业繁荣的结果，也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