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弗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1902—1983)的一生十分传奇,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长年从事码头搬运工作,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仍未离开码头,其许多观念都是在码头工作中形成,因此他也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

霍弗1902年出生于纽约市,双亲是自德国移民而来的犹太人,父亲从事木工。7岁那一年,霍弗碰到两件伤心事,一是母亲逝世,一是双眼莫名其妙地瞎了,从此由女仆玛尔莎照顾。因为这件苦难,他从未进学校或受过正规教育。

15岁那年,他的眼睛又莫名其妙好了。从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每天8到10个钟头,因为他总认为他随时会再瞎。他这种阅读的热忱,终身不辍。

他家附近有一家旧书店,在三年之间,他几乎把里面的书读完了。书店的主人对植物学很感兴趣,这方面的藏书特别多,霍弗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也因此非常丰富。

不过,霍弗第一次到那家旧书店时,立即吸引他注意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因为在他失明后不久,父亲说过一句话:“对这样一个白痴孩子,我怎么办?”这本小说他读过十几遍,每次都发现新的意义。在那里他读了拉格诺夫、哈姆生和已为人忘却的德国作家瓦萨尔曼。他喜欢读小说,从小说里,能获得那些他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知识,如法国的鹅肝酱、闺房和有香槟酒的早餐等等。

霍弗的父亲在1920年逝世,但他对1919年女仆玛尔莎离美返德之事却印象更为深刻。他后来虽从未写信给玛尔莎,也不知道她的情况,但有近20年的时间,他对玛尔莎的感情比对任何人都要深。父亲在玛尔莎走后第二年去世,他的感受是:“我自由了。”玛尔莎曾说,霍弗家人都是短命的,所以他应该也活不过40岁。那一年他18岁,认为生命已过了近半,不认为自己有何前途可言。父亲留下约300美元,他便决心到加州去,因为那是穷人去的地方。“我买了到洛杉矶的巴士票,在贫民区下车,一住十年。所以你可以说我是直接从育婴室走向贫民窟的。”

起初霍弗只是读书,什么都不做。等父亲留下的钱用光,便到处打零工果腹。28岁那一年,他不知不觉起了自杀的念头。其原因我们无法尽知,也许是因为相信自己40岁就会死,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思呢?但这次自杀并未成功,原因是那瓶果酸毒药味道太坏了,一进口就像针刺舌头一般,被他吐了出来。

与穷人一起的生活经验,使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之说,在他们穷人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他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有金钱的烦恼,没有精神病,要是他们有精神病的话,那是一种金钱可以治好的病。”

在贫民区的一段日子他已懂得,希望并不是生命可以寄托的东西:假如你不能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生活下去,那你的脚就踏不到实地了。歌德说过一句话:“丧失了勇气,便丧失了一切。”在书中霍弗说过,会被群众运动吸引的,一般都是那些缺乏内在资源、没有了希望就活不下去的人。这个观点的雏形早在他居住于洛杉矶贫民区的时代就成形了。

紧接着的10年,也就是整个30年代,霍弗主要在农场打零工。他会和其他散工——大萧条的失业者——从南加州的帝国谷(Imperial Valley)出发,随着一种谷物的分区渐次成熟向北慢慢移动,直到北加州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田野。冬季,到附近山溪去淘金,工作3个月,大概可以淘得300元的金子。霍弗从未想要去过更有保障但却更多约束的工厂生活。

1982年获里根总统为埃里克·霍弗颁赠总统自由奖章,他生平著作超过10部,包括《激情心灵状态》、《变迁的磨难》、《我们时代的脾性》等,曾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其中《狂热分子》是他第一部作品,也是最著名的作品。

所有群众运动都具有相互取代性。一个宗教运动有可能会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一场社会革命有可能会演变为军国主义或宗教运动;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也有可能蜕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

若是人们接受群众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那他们参加何种群众运动都有可能,不见得会独钟某种主义或纲领。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一个不满现状的青年会加入还是纳粹党,机会是对半的。在沙皇俄国末期,怨气沸腾的犹太人会投身革命党还是犹太复国运动,机会也是各半。有时,同一个犹太家庭会有人选择参加革命,有人选择参加犹太复国运动。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 Chaim Weizmann)的妈妈当时就说过:“不管时局怎样变化,我都会是受惠者。要是撒姆耳(家中参加的儿子)选对边,我们一家人就会快快乐乐住在俄国;要是哈伊姆(家中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儿子,即魏茨曼)选对边,我就会搬到巴勒斯坦去。”

即使一个“忠实信徒”已热烈皈依于一个特定的运动,他仍然有可能改投另一个群众运动的怀抱。在有多个群众运动激烈竞争的地方,这种事情并非不常见——即使最热忱的分子也是如此。扫罗之变成保罗,并非罕例,也不是奇迹。【这里所说的保罗是指《圣经·新约》中的使徒保罗,他在皈依基督宗教前原名扫罗,是个激烈迫害基督徒的犹太教徒。——译注】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积极吸收追随者的群众运动,都把敌对运动的成员视为其潜在信徒。例如,希特勒就把德国的员看成潜在的纳粹党员:“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员和工会领袖绝不会成为纳粹党员,但员却常常会。”纳粹党青年部主任勒姆曾自夸能够在4星期内把一个极左的员转变为狂热的纳粹分子。相似的,宣传家拉狄克(Karl Radek)也把纳粹的褐杉队员视为生力军的人才库。

因为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信徒,且吸引到的都是同一类型的心灵,所以:(一)所有群众运动是相互竞争的,一个群众运动增加多少追随者,就会让其他群众运动减少多少追随者;(二)所有群众运动都具有相互取代性。一个宗教运动有可能会发展为一场社会革命或民族主义革命;一场社会革命有可能会演变为军国主义或宗教运动;一个民族主义运动也有可能蜕变为一场社会革命或宗教运动。

一个群众运动极少只有单一性格。它一般会展现一些其他性质运动的面向,有时候,还会集两三种群众运动的性质于一身。例如希伯来人出埃及的行动就同时是一场奴隶革命、一个宗教运动和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日本的军国主义本质上是宗教性的。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新宗教;它有“自己的教义——即大革命的神圣原则:自由、平等、博爱;它有自己的崇拜方式;它有自己的圣徒、英雄和为自由殉道的烈士”。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 1792年立法议会下令要各地建立圣坛,刻上下列铭文:凡属公民;均应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活,为祖国而死。”。

宗教改革也有其革命的一面,这一面往往在农民起义中表现出来;它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运动。路德说过:“在意大利人心目中,我们德国人只是低级的条顿猪。他们像骗子一样榨取我们,吸吮我国一直吸吮到骨髓。醒来吧德国!”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的宗教性格是公认的。铁锤、镰刀万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他们的检阅仪式与宗教相当。他们有信条、圣者、殉教者和圣墓。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也是全面展开的民族主义运动。纳粹革命自始即具这种性质,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则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加社会革命。对正统派的犹太人来说,它也是一场宗教这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具有深切的宗教色彩。现今亚洲的群众运动则兼具民族主义和革命性质。

要阻遏一个群众运动,方法往往是以另一个群众运动取而代之。一场社会革命可以经由鼓吹一个宗教或民族主义运动加以遏止。所以,在那些天主教能够重振其群众运动精神的国家,的势头总是受到压制。在日本,捻熄所有社会抗议运动怒火的,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届南方,种族团结运动成了阻止社会激变的机制。类似现象也在加拿大的法裔公民和南非的布尔人中间出现过。

用一个群众运动压制另一个群众运动并非是没有危险的,代价也不一定便宜。在二次大战前的德、意两国,务实的工商人士为防止壮大,采 合逻辑”的做法:鼓励纳粹和法西斯运动。但到头来,这些务实而合逻辑的人却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群众运动也有比较安全的替代品。一般而言,任何足以压抑个人主义或助长自我抹杀情绪或提供行动机会的安排,都有群众运动兴起与传播的功效。这些替代品,我们稍后再行探讨。以下,我们会先略论一种奇特的群众运动替代品—一移民。

移民可以提供失意者一些他们想从群众运动中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转变和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那些在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会急急投效的人,往往也是乐于得到移民机会的人。因此,移民可作为群众运动的一种替代品。如果英、美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愿意接受欧洲人大量移民,说不定法西斯和纳粹革命就不会发生。在美圉,社会的稳定性多少归功于有广大土地可供人民自由迁徙。

然而,基于其参与者的特质使然,集体移民也往往是让群众运动兴起的契机。有时我们很难说出一次集体移民和一个群众运动的起迄界线何在——也难说出它们孰先孰后。例如,希伯来人集体出埃及之举后来就发展为一个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大迁移也绝不只是人口分布上的改变。有证据显示,日耳曼蛮族的人数相对要少,但一旦他们侵入一个国家,原来的被压迫者和不满者就会群起而加入他们:“那是一场由外国征服引发和遮掩着的社会革命。”

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在条件许可和较合算的情况下,一个群众运动也有可能会带来一场集体移民。这样的事曾发生在清教徒、再洗礼派( Arjabaptists)、摩门教徒、捍卫灵魂派(Dukho-hors)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集体移民可以强化一个运动的活力与向心力。不管表现为征服他国、十字军东征、朝圣,还是向一片新发现的土地殖民,移民是大部分群众运动都会采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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